6月20日 美巴白宫密会破解关系僵局绕开常规机制力推加密货币合作

　　美总统特朗普6月18日在白宫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·穆尼尔（Asim Munir），分析认为这是强化美巴关系的重要进展。

　　美国务卿鲁比奥（Marco Rubio）、美中东问题特使史蒂夫·维特科夫（Steve Witkoff）、巴国家安全顾问及三军情报局局长阿西姆·马利克（Asim Malik）与会。

　　据悉，特朗普与穆尼尔会面绕过国家间的常规沟通机制，在加密货币相关游说网络与“非正式外交渠道”的推动下实现，可能预示新兴科技领域合作或成为美巴间的全新接触路径。美巴关系方面，

　　特朗普高度认可巴在反恐领域的贡献Latest case，同意与巴在反恐、经济、加密货币、新兴技术等领域加强合作。特朗普称愿在“战略趋同与共同利益”的基础上，与巴方建立长期互利的贸易伙伴关系。

　　双方均强调解决冲突的必要性，穆尼尔特别强调若伊朗局势失控，可能激化巴伊边境的分离主义与势力，严重影响地区安全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莫迪6月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时坚决否认任何第三方调停印巴冲突，并婉拒特朗普“从加拿大返回途中顺访美国”的邀请，

　　分析指出，在印长期倚重莫迪与特朗普私人关系的背景下，此次美巴会晤对印而言是一次重大挫折，未来若特朗普继续公开声称在印巴停火中发挥主导作用，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提议调停，将动摇印美合作的信任基础。对印而言，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在美巴接近的背景下稳住印美战略伙伴关系。

　　非盈利组织“未来犯罪研究基金会 （FCRF）”的媒体平台“The 420”网站6月14日报道，

　　中国智能手机和消费电子企业正将印打造为面向中东、非洲、美国的出口枢纽。

　　自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以来，印政府持续加大对中企的审查力度，并要求其满足四大要求：

　　实现本地化运营、与印本土企业合作、开展出口业务、任命印度人担任高级职位。

　　目前，除最后一点外，在印中企在前三项要求上进展显著。例如，印企迪克森科技（Dixon Technologies）为联想（Lenovo）组装摩托罗拉（Motorola）手机，并将扩大50%的智能手机生产能力以满足美市场需求；迪克森为传音控股（Transsion Holdings）提供生产服务并出口至非洲市场；海信与Epack Durable联合设厂。

　　分析指出，尽管大部分中国品牌并未直接获得印政府生产挂钩激励计划（PLI）补贴的资格，但其印度合作伙伴可通过申请并利用这些资金快速扩大产能。因此，PLI补贴、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“存在地缘政治风险”、美潜在的关税威胁等因素。上述顾虑正推动中企在印构建“双源制造”

　　（Dual-Source Manufacturing）（注：双源制造指企业在生产布局上同时依靠两个或多个独立的制造基地，以降低风险、优化成本）。行业观察人士指出，当前印市场存在三大发展趋势：

　　试图通过出口重建印品牌可信度。向美等成熟市场出口“印度制造”产品，有助缓解此前因印税务调查、数据安全风波导致的信任危机。

　　推动产业链的纵深整合。在出口规模稳定后，印企将从简单的整机组装环节转向印刷电路板（PCB）、摄像头模组等高附加值组件的集成环节，以符合印“构建完整电子产业生态”的目标。对印而言，其当前挑战在于推动在印中企任命印度高管，以及弥补半导体和高精密组件等供应链短板。

　　印度在中印争议区域持续推进“边境旅游业”建设，意在实现“软主权宣示”。

　　据悉，喜马偕尔邦6月10日宣布向印游客开放印占什布奇山口（Shipki La）、印占巨哇村等边境地旅游，以此举宣示地区主权。什步奇山口位于中印边界中段，是历史上印藏传统贸易通道，交易货品涵盖西藏的羊毛、肉类制品、宗教用品、绿松石、黄金等，以及印度的谷物和生活用品。

　　1958年什步奇山口被印侵占，1962 年中印边境冲突导致边贸活动首次中断，后又因2017年洞朗对峙及2020年的疫情中止，至今尚未恢复。

　　当前，印方边商希望重启边贸，对印度而言，重新开放什步奇山口具有多重意义：

　　印方在该地区沿山脊线设置哨所与碉堡的行为，将可能压缩中方防御纵深。另外，印方通过开展“民用建设”与“边境旅游”的方式以非军事化手段制衡我国边境建设成果。

　　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6月17日在北京会见由席尔瓦（Tilvin Silva）率领的斯里兰卡“人民解放阵线”（JVP）高级干部考察团，并与席尔瓦共同主持两党政治对话。

　　刘建超表示，中国同人民解放阵线信仰相近、理念相通，愿推进各层级交往，开展机制化政治对话，深化思想交流，相互借鉴治国理政经验，促进各自执政能力提升。

　　据斯方声明，中方明确承诺“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两党关系”并称向斯提供全方位发展援助。

　　此举正值JVP内部重新讨论2022年斯破产时中方提出的关键方案——中国通过亲华央行行长卡布拉尔（Ajith Nivard Cabraal）向马欣达·拉贾帕克萨（Mahinda Rajapaksa）总理提供40亿美元贷款替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援助。

　　卡布拉尔安排中斯总理视频会议促成拉贾帕克萨同意，但遭时任总统戈塔巴雅（Gotabaya Rajapaksa）顾问团否决。斯媒称，

　　当前中方重启该提案附加允许科考船在斯水域作业条件，而JVP内部亲华派（如席尔瓦、拉特纳亚克Bimal Ratnayake）与亲西方派（斯总统迪萨亚纳克等）激烈博弈。

　　前者警告延续IMF计划将瓦解选民基础并强调意识形态亲华，后者主张维持现行方案。值得关注的是，

　　迪萨亚纳克政府在少数族裔政策、司法任命、市政管控等领域已显现“拉贾帕克萨式”特征，外界研判斯政府可能效仿拉贾帕克萨时代最终倒向中国，或以“东转”为筹码与IMF谋求更优条件。

　　印总计890亿美元的规划清洁工业项目正面临融资瓶颈，过去半年内仅有1个项目成功达成“最终投资决策”（FID，即从“有意愿”走向“真正投入资金”的关键门槛）。

　　独立非营利组织“使命必达伙伴关系”（Mission Possible Partnership，MPP）题为《清洁产业：变革性趋势》（Clean Industry: Transformational Trends）的报告指出，印共规划41个涵盖绿色氨、制氢、可持续航空燃料的清洁工业项目，但项目实际落地面临挑战。

　　当前，印已获130亿美元的承诺投资，远低于中国的610亿美元、美国的540亿美元。

　　MPP首席执行官德勒（Faustine Delasalle）表示，清洁商品市场在合理价格点上的发展滞后（编者注：意即绿色商品市场价格尚未形成合理体系，产品成本过高、商业模式不清晰，项目商业可行性不足）、融资成本偏高是阻碍印清洁能源投资的主要瓶颈。为克服该瓶颈，开发性金融机构、私人资本需共同介入Case，推动从“项目设想”走向“实际投资”。报告还指出，

　　全球约有1.6万亿美元（$1.6 trillion）已宣布但未获融资的清洁能源项目，69个国家的826个商业规模清洁产业项目中，有692个仍在等待资金，每年仅不到15个项目达成最终投资决策，

　　6月19日，第九届中国-南亚博览会南亚馆一角。图片来源：第九届中国-南亚博览会执委会

　　本届博览会由中国商务部和云南省政府联合主办，以“团结协作、共同发展”为主题，斯里兰卡担任主题国，泰国为特邀合作伙伴国，共设16个主题展馆，包括两个南亚产品专属展馆及近800个展位，近70%展位专注于制造业、绿色能源、咖啡产业、中医药等专业领域，印度、巴基斯坦参展规模最大，各占140个展位。博览会期间计划举办论坛、采购对接会等近40场经贸活动，

　　参展企业达2510家，较上届增加321家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与南亚地区国家2024年的贸易额达到约2000亿美元，过去十年翻番，年均增长率约6.3%。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巴、孟等多国最大贸易伙伴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约90家孟企参与此次博览会，数量是2024年的两倍。孟代理外交秘书西迪克（Ruhul Alam Siddique）会上呼吁成立中国与南亚合作参与的应对气候变化专门平台，该倡议得到马尔代夫响应。

　　美助力印度崛起基于遏制中国、维护“自由国际秩序”的地缘政治需求，但印经济与军事实力结构性短板、多极化自主战略叠加国内非自由化转向，或导致美印合作降级为功利性质的肤浅合谋。印当前寻求美持续支持、同时推动多极化限制美权力的“两面下注”策略可能招致美提高合作要价、压缩战略腾挪空间，并非明智之举。

　　文章作者阿什利·泰利斯（Ashley J. Tellis）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塔塔战略事务主席、高级研究员，曾任小布什政府副国务卿高级顾问。

　　自冷战结束以来，印美在反恐、应对中国崛起、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等议题上的共同利益突出。

　　美战略界普遍认为“更强大的印度将成就更强大的美国”。除了移民、投资等民间纽带强化，美历届政府推出的“惠印”政策深化了美印外交、技术、军事合作：

　　小布什政府突破核不扩散争议，签署民用核能协议；奥巴马政府启动国防工业合作，提升印军事实力；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与印共享敏感情报，开放仅限盟友的先进技术；拜登政府向印转让战斗机发动机技术。这一系列举措旨在兑现了“助印成为21世纪世界主要大国”的承诺。

　　印拒绝美单极霸权，将多极化视为“全球和平和自身崛起的关键”，追求战略自主、独立大国地位，拒绝正式联盟，保留与中国、伊朗、俄罗斯合作，尝试“去美元化”贸易，并且在气候、贸易、全球治理等国际议题上常与美国对立，支持“全球南方”。

　　这种多极国际秩序愿景并不现实，极大程度上受制于印自身实力不足、外交战略逻辑困境、民主内忧等因素。

　　印1991年改革后虽实现年均约6.5%增长，但远未达到中国改革开放后“年均增长率接近9%且15次达到两位数”的发展成就。中国1980年的经济规模与印大致相当，如今却五倍于印。相较之下，印制造业薄弱、保护主义、研发投入不足等问题长期存在。

　　按照目前趋势，印经济在21世纪中叶之前不可能赶上中国，甚至永远无法赶上。

　　此外，中国的军事影响力也远超印度，国防力量现代化助力其扩大政治影响力，更加深入地融入了“印太地区”。

　　印对多极世界的追求促使其寻求与个别国家、国家集团建立折衷伙伴关系，其中不乏一些有明显反美议程的国家。然而News，如果当前经济趋势继续下去，多极化的前景渺茫，中美到本世纪中叶将独树一帜，使世界进入两极格局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印继续留在金砖国家、上海合作组织等非西方论坛会使美“感到沮丧”，而中国在这些组织中比印更具影响力。到目前为止，

　　印之所以能保持表面平衡，是因为美历届政府都刻意忽视了这些暧昧行为，但一个更具偏见、民族主义特质的美政府（例如特朗普第二任期）将倾向于惩罚印“左右逢源”，美或要求印为合作付出更高代价，从而限制美印合作。事实上，多极化可能使印处境比在美国单极、中美两极情形下更加糟糕。

　　印尽管经济上较冷战时期更成功，却明显受到非自由主义、威权主义的“玷污”，长期世俗政治传统被印度教民族主义所掩盖。莫迪政府蓄意侵蚀与归属感相关的基本规范，将曾经中立的国家机器武器化，效仿英迪拉·甘地（Indira Gandhi）“紧急状态”时期的做法，授权税务机关等其他法律工具恐吓反对党、公民社会、监管机构、反对党执政邦。然而，

　　非自由主义可能进一步削弱印实力基础，加剧地区与语言分裂、武装叛乱与内部安全负担，为外部势力在印境内制造混乱创造机会，而这将消耗印政府动员民众建设国家的努力，消耗海外投射所需资源。此外，

　　莫迪政府反穆意识形态将恶化印与巴基斯坦、孟加拉国关系，届时国际社会也将失去关键的“自由民主榜样”，削弱“面临危机的自由国际秩序”，

　　这一趋势也将与美国内的非自由化叠加共振，致使印美关系关系流于功利主义，降级为“有限对华遏制”工具，丧失共同维护国际秩序的深层价值观纽带。